中国经济“软着陆”的真义

（四）准则与裁量 在给付行政领域，几乎每一位受给者或者给付行政对象者都具有独特的个性，实际的福祉需要是多种多样的，因而需要进行个别而多样化的应对。

二、行政诉讼与地方政府竞争 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以及其带来的地方模式成为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视角，学者倾向认为地方政府间竞争是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地方政府通过控制土地等稀缺资源、采取市场导向的竞争，形成了市场与政府的双重管理框架。二则是地方法院的地方利益——如果目前司法改革的重点是消除后者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的话，而对于前者的体认与矫正则更加任重道远。

在1993年最高法院对地方法院请示的复函中，谨慎地说明了关于地方性法规的司法审查问题，认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地方性法规的规定与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不一致的，应当执行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4，此立场在最高法院1995年、2001年和2003年关于类似问题的复函中得到确认5。诚如学者所指出的，所有的国家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都应保证法制的统一，但能最有效地保证法制统一的国家机关，那就是法院[17]300。16 拆迁行政案件的激增，不仅与相关纠纷的频发有关，也与2011年颁行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扩充了拆迁类行政案件的受案范围、赋予了被征收人更多的诉权有直接关联。在第二层平衡关系中，法院不仅需要在具体行政案件中定纷止争，也通过具体案件的发挥其政治功能。在第一层平衡关系中，法院对于司法审查的运用易于侵蚀权力机关的明示或默示权限。

其二是在履行审判职能之余，承担部分政治功能，并维持专业性和政治性的平衡[14]。[50]在法国对地方自治的司法监督，是指省主席代表中央政府请求行政法院的法官撤销地方所颁定的自治法规和决议，此项监督也只限于合法性监督。[19]五四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对城乡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实行证购、征用或者收归国有。

   一方面，义务是主权所有者的标志与共同体成员的荣耀。其中，公民美德与个人自由、作为共同体成员资格的积极地位与平等原则、公众参与公共事务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以及社会正义与社会权等诸多关系尚待梳理。就前者而言，权利义务相一致是公民作为共同体成员资格的必然结果，义务履行是资格之下的一种责任。社会与个人相对应，是团体本位的形式之一，崇尚平等、团结，奉行集体主义，是对个人本位与个人主义的克服。

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宪法同样可以证成言论自由政治性这一观点。[6]关于作为宪法整体目标及其民主价值，亦可参见[美]斯蒂芬·布雷耶：《法官能为民主做什么》，何帆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

[15][意]圭多·德·拉吉罗、[英]R.G.科林伍德：《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张晓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66、67页。[20]参见拙作：《追求幸福生活：评1954年宪法的基本权利条款》，载《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5期。这些规定说明五四宪法对财产权保障十分重视，且符合国际普遍标准，其对私人财产征收须为了公共利益的规定符合现代宪法对私人财产权的限制特征，既是对自由主义观念之下私人财产绝对和神圣性的克服，也是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公共领域之中国家与社会兼具分离与融合的宪法规范表现。[7]洛克在《政府论》（下册）中系统阐述的政府目的在于保护个人自由成为自由主义宪法的正统。

[37][德]格奥格·耶利内克：《主观公法权利体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2页。[39]在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有了完全的民主权利，同时也有着完全的义务。五四宪法在规定普遍选举权的同时，总纲第十九条理直气壮地剥夺少数人的选举权，规定：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其目的在于保卫人民民主制度。【注释】 [1]转引自：[意]圭多·德·拉吉罗、[英]R.G.科林伍德：《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张晓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页。

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   社会权条款体现了五四宪法的社会主义原则。

[27]Dred Scott v. Sandford，60 U.S. 393 （1857）。美国宪法理论和法学院注重权利法案仅始自上世纪60年代。

就后者而言，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一致使平等赋予国家某种义务，既要求同等对待相同的事情，也要求国家对某一权利履行特定义务。五四宪法制定之初，尝有外国批评者认为这部宪法没有个人自由，忽视个人利益。其二，因应多种所有制成分，这部宪法规定了大量的私人财产权保护条款。五四宪法制定之时，多种所有制并存既预示国家与社会分离，其社会主义性质又使两者有相当的融合。首先，五四宪法在自由一词的使用上从容优渥，多达9次。[36]人民主权原则是权利义务相一致的理论基础，平等权的政治属性将权利义务合二为一。

[40]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法律教研室编：《宪法学资料选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5页。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一般认为，体现集体价值的人民在政治上是主权的所有者，公民仅为法律概念。对社会正义的关注可以追溯至1789年的《人权宣言》。

   幸福追求表达了对国家权力的乐观期许。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

主流观点认为，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公民是一个法律概念。……但必须实行无男女、信仰、财产、教育等差别的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制，才能适合于各革命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适合于表现民意和指挥革命斗争，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精神。[16]参见[法]邦亚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对比抵制国家侵犯的消极自由，这种自由更为古老，被称为古典自由或者古代人的自由。

   多种框架作为识别五四宪法自由观的坐标，近代西方自由主义宪法、前苏联东欧人民民主宪法、孙中山资产阶级宪法、国民党伪宪，以及现行宪法构成其评判的参照。支持判例法的是经验，制定法的认识论基础是理性和逻辑。

它们或者规定在总纲中，或者单独作为一章（南亚），或者在基本权利一章中将自由权与社会权分类列举（非洲），或者共处于同一章中。[60]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载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法律教研室编：《宪法学资料选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5页。

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五四宪法不仅规定了选举权利和政治自由，还规定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参政权，且规定政治自由须获得国家的物质保障。

[58][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王晓珏、刘北城、宋伟杰译，学林出版社1990年，第12页。[21][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5页。但是，早在1857年的德里德·斯格特诉桑福德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塔尼在判词中就表达了这一观念，认为合众国的人民一词与公民是同义词，意味着同样的事情。最早规定社会救济的是法国1793年《雅各宾宪法》，这部宪法虽然没有得到实施，但其基于民主原则给予社会权利的保护对后世宪法产生了很大影响。

联合国1966年签署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0年的《欧洲社会宪章》等在保障社会权，促进社会正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只有极大多数人利益得到保护，人民民主制度才具有正当性。

[4]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参见北京广播电视大学法律教研室编：《宪法学资料选编》，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2页。1954年宪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作为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的第一条。

历史上，有四个相互类似的概念先后存在，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或自由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毛泽东在1940年2月20日撰写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指出：但是我们现在要的民主政治，是什么民主政治呢？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